历经4个月的谈判后,国内汽车行业最大的并购案终于在人民大会堂一锤定音,一个年产量可达200万辆以上的中国汽车航母就此诞生。但《合作协议》的签订,意味着上南将进入更具挑战性的整合阶段,这只是拉开了上南合作的序幕,而非上南合作的终止符。历史经验证明,并购后的整合和运作是最关键的环节。《合作协议》签订后,上汽不得不面对以下三大问题。
文化融合问题
南汽由始至终对于合作的态度是:“南汽的企业文化、品牌和技术积累要保留”。但许多失败的合并案例都显示,在并购之后,任由企业的集团层面保留双方各自的文化,将会延长双方的磨合期,增加双方的磨合难度。在西方媒体眼里,戴姆勒·克莱斯勒的拆分多被归结为欧洲和美洲文化差异所至。
南汽对于自身企业文化的坚持是上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,上汽如何在上南文化中找到一个折中点?不过值得庆幸的是,上南之间的合作是长三角地区的大手笔,并非跨越大西洋的戴克联盟,毕竟沪宁之间的文化差异要比德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小的多,在四个有利于“有利于整合双方资源,加快自主能力建设;有利于减少固定资产投资,提高资产利用效率;有利于实现双方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,获得在研发、采购、生产、销售等方面的协同效应;有利于丰富产品结构,提升自主品牌价值,从而实现双赢”的指导下,上汽要找到这样一个文化折中点,并非难事。作为上汽的海外并购案例,上汽双龙的成功运营,必将起到正面指导作用,增加整个集团的信心。
人力资源再分配的问题
伴随并购而来的,通常还有两大人力资源问题,第一就是如何避免人才流失。有一组数据表明,在并购的第一个年头,被收购的企业高管有40%会离职,在最初3年中这个比例会增加到75%。
上汽兼并重组南汽后,人事调整在所难免,人事调整对于传统的国有企业来说一直是最敏感和复杂的问题。即使在同一企业中,人事结构大调整也如同一场大地震,何况上南这种情况?
目前,除上海汽车执行副总裁陈志鑫分管自主品牌业务已得到确认外,企业管理层最终名单还不得而知,不过曾有消息透露到,上汽将尽可能使用原管理人员,管理层团队将由双方人员共同组成,南汽的几位高层很可能进入上汽集团担任副职。这样的安排想必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南汽人才的流失问题。
第二就是如何解决员工过剩。什么是员工过剩?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合并后,就是在每个相同的位置上都可能有多个人作同样的工作。由于上南合作属于横向并购,业务重叠不可避免,这就造成了人员冗余,人浮于事。上汽能否在不影响整体效率的前提下,按照岗位的要求来实行统一的人才安排,解决业务重叠带来的员工过剩问题?
生产线优化重组问题
在没有与南汽合作之前,上汽已经拥有完整的产能规划,比如上汽原来的上海宝山发动机厂已迁至临港,宝山发动机厂的产能约为8万台,而临港新城的发机厂产能是宝山的3倍,这样的产能已能适应上汽未来的五年规划。
而“上南合作”后,上汽自主品牌的整车制造基地将增至上海、南京和仪征三个,如果加上无锡新雅途目前还不大的规模,那就是三个半。为了更有效地利用扩展后的整车制造基地,使这三个基地到2009年以后完全按平台生产,上汽势必会调整原有的布局,比如将收缩上海临港基地的投资规模,将一部分整车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南京。
另外上汽可能在“高效率,低能耗”的原则下,重新安排南京基地生产线的布局。因为南汽名爵的生产基地就是英国长桥基地的翻版,无论是厂房面积还是生产线布局都如出一辙。但有专家称,南汽照搬英国长桥的生产基地并不是明智之举,因为9万平方米的厂房将带来巨大的能源消耗,特别是到了夏天,仅空调的能源消耗问题就是工厂运作的不能承受之重。上汽的临港基地正是在“高效率,低能耗”的原则下,采用了“U”形的生产线布局,这样的生产线有利于一个员工控制更多的设备,提高工作效率。
如果不是政府推动,上汽不可能冒着整合存在的巨大风险与南汽合作,毕竟南汽的优质资产屈指可数。当初宝马购买罗孚公司之后,由于罗孚的经济效益继续恶化,几乎拖宝马公司进入泥沼,宝马不得不迅速出手。
《合作协议》的签订使上南组成的汽车航母有了骨架,而要获得充实的血肉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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